强对流暴雨天气袭湘 民众“摸黑上班”

比如，开展行政检察如何发现线索、如何调查核实、如何进行处理，是否对外公布，每个程序步骤的具体时限等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便利维度的评价标准具有独立意义。纳税便利原则强调通过维护纳税人权益来实现纳税义务，基于实质有利的税收人本目的，国家征税与用税行为受到宪法层次纳税人基本权益的制约，包含防御与受益两个维度。

古典经济学家提到的便利原则仅强调便利纳税手续，并未凸显税收公共管理中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理念，也未涉及实体税法的简便性要求。新公共服务主义提倡征税机关由职能单一的行政机构逐渐成为纳税服务的商业机构，纳税便利理念在税收征管改革过程中得以复兴。(3)两者对税法设计的要求不同。(4)从便利规范到税法原则的角色转换。【期刊名称】《中国法学（文摘）》【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 进入专题： 纳税便利原则 。

(三)纳税便利原则与量能负担原则的关系 纳税便利原则与量能负担原则都与宪法平等原则相呼应，强调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公平，以厘定私人与公共财产分配的边界。(一)纳税便利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的关系 纳税便利和税收法定都能起到保持税法明确、稳定、保护纳税人权利、监督限制征税权的作用，两者都要求税收实体性课税要素和征税程序的规定必须明确、法定，避免税法规定的模糊不清和肆意变动。如果当事人一方违约之后，未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情形，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意见中曾经提及：人民法院要积极引导当事人重新协商，改订合同;重新协商不成的，争取调解解决，但该指导意见也仅仅是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指导性参考，并非可以直接约束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准则，同时对于双方在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前的再协商程序并未提及。只有在无法变更合同或变更合同损害当事人的利益时，才能最终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力。当一方拒绝协商或协商失败时，双方就可以约定解除的条件，若抱有继续履行的诚意还可以共同请求法官对合同进行调整。其一，当事人要求解除合同。

对于当事人是否需要在诉至法院之前先予以协商并未提及。因此，以合同是否有被履行的可能之标准来判定对两种规则的适用并非是正确的价值取向。

实际上，我国《合同法》94条中的第2、3款，并未对违约一方的违约事由进行限制，也就是说此时无论是否由于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的违约，另一方均可拥有单方解除权。在此前提之下，我们前述所举的例子中有部分在我国尚属情势变更的情形在《2010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实际是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形。[23]该法仅仅就合同的内容是否具有可履行性对变更和解除合同的两种情形进行了规定。[21]我国《合同法》11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

[28]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第559页。二、我国情势变更制度的效力层级 有学者认为，情势变更制度适用的法律效果应当分为两个层次。就其本质而言，情势变更条款和不可抗力条款并非两种可以按照发生原因完全厘清适用的规则，要将两者的关系理顺必须从其功能定位入手。当合同履行不能，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变更合同。

双方当事人应当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以自己真实的意图达成合意。例如在徐舒曼与栾川今典影院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12]中，法院认为今典影院缩短营业时间，客流量明显减少，造成租赁场地的商业价值锐减，客观上造成双方当事人签订租赁合同时的客观背景发生重大变化，对徐舒曼的经营产生负面的影响，如按照原合同履行，显失公平，应当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对合同予以解除。

第一种被称为一元规范模式。即将不可抗力制度与情势变更制度在立法上分立。

显而易见，对于因政策等原因无法履行的合同确无变更之可能。德国法院依然认为：对于那些已经履行完毕、终止了的合同关系，大概只有情势变更制度才能为当事人提供救济。在2016年新修订的《法国民法典》中，不可抗力条款及情势变更条款亦被安排在不同章节，并无在适用上互相覆盖之虞。前已述及，对于各种纷繁的社会现象在目前的立法体系上实难对两种制度有明确的区分。在德国民法实践中有合同履行完毕，但其目的不达（合同落空）的情形。因此，这些偶发情况下合同基础丧失，需要对合同内容进行调整或者根据当事人的意愿而解除。

除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通知》之外，亦有学者主张从影响范围的角度来辨别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认为情势变更的风险影响具有广泛性，体现在对诸多的、一系列的交易产生影响，而非仅仅对特定的、个别的交易产生影响。情势变更制度出现在我国的司法解释中时间不长，甚至可以视为是被现实倒逼出来的解释规则。

而不可抗力作为履行不能的情形通常作为免责条款出现，应安排在违约责任章节之中。[31]值得注意的是，若仔细审视该规定第6.2.2条，可发现其对艰难情形的定位与我国之情势变更有较大不同。

同时对于两者适用的情形也有明显区分，不可抗力被归为第五节的履行不能之中，而情势变更明确突出了其履行成本过于巨大而需要重新对合同进行调整的前提。这样的规定能有效推进协商进程，使得不利益方主动地推进到下一个阶段的争议解决程序之中。

这种分类方式摒弃了以事件性质为核心的定义方式，而着手从务实的当事人角度出发，体现了立法精神的先进性。在此政策的要求下，买受人属于法律上的履行不能，与成本和收益造成的合同明显不公平无关。是否有必要区分情势变更的效力层次也是一大问题。因此，如何从立法模式上予以调整使其两者泾渭分明，在制度上协调呼应亦是应予以考虑的内容。

而不可抗力条款则被安排在第七章，不履行之中。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尝试在判决中对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作出区分，在上海同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8]中，法院认为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及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是一个缓慢演进的过程，市场主体应当有相当的预判，同时由于交易标的物为有色金属这种市场属性活泼，价格波动大的大宗商品，应当慎用情势变更原则。

目前，发生情势变更事件之后，人民法院往往按照公平责任原则令双方分担损失。若该情形的产生对于合同一方而言具有可归责性，那么往往不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在双方当事人对于解除事项产生争议的情形下，不可抗力制度与情势变更制度的差异并不明显。最后，从尊重当事人意志的角度来说，完全无法履行的合同最优的解决方式即为解除，此时双方已无就此谈判的必要，若愿意在新的条件下履行合同，完全可以自行达成新的可履行之合同继续合同项下的义务。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都有类似规定。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27]对于法院是否有权依照一方当事人的意思，并以此进入契约更改合同以约束相对人，此情形虽能纠正合同由于情势变更所产生的明显不公平的情形，但是如何佐证将更改后的合同强加于另一方不违背其意志自由？我们将一切的希望寄托于法院，期待法官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为合同的当事人带来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亦未可知。情势变更制度是合同约束力的反向作用力，因此其规范的时间点应当在合同成立之后。

在此种情形之下，虽然当事人履行遇到障碍，但是当事人不能主张因阻碍事件具有不可预见性而免于承担债务不履行的责任。【摘要】 我国目前的情势变更制度不仅在内容上不够完善，且在体系上与现行的不可抗力的相关规定产生覆盖效果，这种现象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明显。

这种特殊性体现在行为的一过性上。例如，由于自然灾害导致的合同无法履行，可按照情势变更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先行协商，若无法达成一致法官可决定是否变更或解除合同，而在责任承担层面可引入不可抗力条款为依据令当事人免除责任。

但对于法院对合同的调整方式亦存在一定的争议：究竟应仅仅准许法院直接解除合同还是应赋予法院变更合同予以填补漏洞的权利？这种合同拘束力的例外情形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合同的效力？ 合同的拘束力，又指合同的法律约束力，是当事人必须为之或不得为之的强制状态，或来源于法律，或来源于道德规范，或来源于人们的自觉意识。将两种制度归一的基础在于，承认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均为违约责任的免责事由。